洪武好还是建文好?朱棣大笑:“施政从来不能单靠道德”
建文帝朱允炆即位之初,本来打算一改太祖朱元璋“尚武”的作风,转为集中经营文治。这个意图从他的年号“建文”当中就能看出。
大兴文治的政策其实很不错的,但走极端就容易出问题。建文帝首先任命一大儒方孝孺为“翰林院侍讲”。可这位方孝孺以前只是汉中的教书先生,从来没有施政经验,虽满腹学问、满腔忠义,却不太接地气,一味崇尚周朝的“井田制”,甚至想全国推行……
不过,建文帝还算是个循规蹈矩的人,他按照继位程序下诏施行宽仁的政策,赦免过往犯罪的囚徒,并减轻赋税。
诏行宽政,赦有罪,蠲逋赋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;元年刑部报囚,减太祖时十三矣。(《明史刑法志》)
尽管他在洪武三十一年(公元1398年)八月厉行“削藩”,废周王朱橚为庶人;建文元年四月,再削齐、湘、代三位亲王,废为庶人。湘王柏惧,不堪受辱,阖宫焚死;齐王被软禁在南京;代王被软禁在封地大同。两个月后,削岷王,废为庶人,徙漳州。
建文帝逼死亲叔叔朱柏一家,是他难以抹去的污点,但他同时善待“兴州、营州、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”、“天下卫所军单丁者”,与民休养生息。
诏兴州、营州、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,免一人。天下卫所军单丁者,放为民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自古削藩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。当时的燕王朱棣秣马厉兵,相比之下,建文帝此举明显宽仁有余,思虑不足,无异于激化矛盾,显示出他的施政经验远不够成熟。
虽然建文帝不久尝试作出补救,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,谢贵、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司,仔细监察朱棣的一举一动。
冬十一月,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,谢贵、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,察燕阴事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然而朱棣已经意识到,接下来是你死我活的局面。军事侦察燕藩是一回事,安排足够兵力以应对侦察所得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前者不能代替后者。张昺、谢贵后来被朱棣果断斩杀,这正是建文帝做法失当所引致的。
(建文元年,公元1399年)秋七月癸酉,燕王棣举兵反,杀布政使张昺、都司谢贵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不过,建文帝仍重视对“山林才德之士”的选拔。诏求直言,举山林才德之士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且减免天下田租,释放士兵、囚犯还乡。是月(案:指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),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,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这些举措皆有助民心的归趋。而暹罗、占城的朝贡,更反映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。
是年,暹罗、占城入贡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建文帝为人孝义,重视人才,体恤年长的老百姓,照顾“鳏寡孤独废疾者”。
诏告天下,举遗贤。赐民高年米肉絮帛,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且奖励农桑,兴办学校,裁汰冗官,赈济灾民。重农桑,兴学校,考察官吏,振罹灾贫民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移风易俗,减免田租,精简军队,改定官制。
旌节孝,瘗暴骨。蠲荒田租。卫所军户绝都除勿勾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,更定内外大小官制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凡此种种,皆与孟子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。孟子曾说:
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;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;百亩之田,勿夺其时,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;谨庠序之教,申之以孝悌之养,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饥不寒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(《梁惠王上》)
王如施仁政于民,省刑罚,薄税敛,深耕易耨。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,入以事其父兄,出以事其长上,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,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,父母冻饿,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,王往而征之,夫谁与王敌?故曰:『仁者无敌。』王请勿疑!(《梁惠王上》)
又说:
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:『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。』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,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(《梁惠王上》)
对比明太祖痛恨孟子谈「革命」、打算将孟子的牌位搬出孔庙,建文帝确然更能遵行儒家的治国理想,为一「圣君」的典范。
只可惜施政从来不能单靠道德,它更需要统治者拥有一定的政治智慧,懂得审时度势,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最合适的选择。建文帝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远逊于燕王朱棣,这也是他日后痛失江山的主要原因,明朝也因此无法转型成“文治政府”,且下开宗室骨肉相残的惨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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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兴文治的政策其实很不错的,但走极端就容易出问题。建文帝首先任命一大儒方孝孺为“翰林院侍讲”。可这位方孝孺以前只是汉中的教书先生,从来没有施政经验,虽满腹学问、满腔忠义,却不太接地气,一味崇尚周朝的“井田制”,甚至想全国推行……
不过,建文帝还算是个循规蹈矩的人,他按照继位程序下诏施行宽仁的政策,赦免过往犯罪的囚徒,并减轻赋税。
诏行宽政,赦有罪,蠲逋赋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;元年刑部报囚,减太祖时十三矣。(《明史刑法志》)
尽管他在洪武三十一年(公元1398年)八月厉行“削藩”,废周王朱橚为庶人;建文元年四月,再削齐、湘、代三位亲王,废为庶人。湘王柏惧,不堪受辱,阖宫焚死;齐王被软禁在南京;代王被软禁在封地大同。两个月后,削岷王,废为庶人,徙漳州。
建文帝逼死亲叔叔朱柏一家,是他难以抹去的污点,但他同时善待“兴州、营州、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”、“天下卫所军单丁者”,与民休养生息。
诏兴州、营州、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,免一人。天下卫所军单丁者,放为民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自古削藩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。当时的燕王朱棣秣马厉兵,相比之下,建文帝此举明显宽仁有余,思虑不足,无异于激化矛盾,显示出他的施政经验远不够成熟。
虽然建文帝不久尝试作出补救,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,谢贵、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司,仔细监察朱棣的一举一动。
冬十一月,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,谢贵、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,察燕阴事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然而朱棣已经意识到,接下来是你死我活的局面。军事侦察燕藩是一回事,安排足够兵力以应对侦察所得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前者不能代替后者。张昺、谢贵后来被朱棣果断斩杀,这正是建文帝做法失当所引致的。
(建文元年,公元1399年)秋七月癸酉,燕王棣举兵反,杀布政使张昺、都司谢贵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不过,建文帝仍重视对“山林才德之士”的选拔。诏求直言,举山林才德之士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且减免天下田租,释放士兵、囚犯还乡。是月(案:指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),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,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这些举措皆有助民心的归趋。而暹罗、占城的朝贡,更反映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。
是年,暹罗、占城入贡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建文帝为人孝义,重视人才,体恤年长的老百姓,照顾“鳏寡孤独废疾者”。
诏告天下,举遗贤。赐民高年米肉絮帛,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且奖励农桑,兴办学校,裁汰冗官,赈济灾民。重农桑,兴学校,考察官吏,振罹灾贫民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移风易俗,减免田租,精简军队,改定官制。
旌节孝,瘗暴骨。蠲荒田租。卫所军户绝都除勿勾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,更定内外大小官制。(《明史恭闵帝纪》)
凡此种种,皆与孟子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。孟子曾说:
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;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;百亩之田,勿夺其时,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;谨庠序之教,申之以孝悌之养,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饥不寒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(《梁惠王上》)
王如施仁政于民,省刑罚,薄税敛,深耕易耨。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,入以事其父兄,出以事其长上,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,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,父母冻饿,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,王往而征之,夫谁与王敌?故曰:『仁者无敌。』王请勿疑!(《梁惠王上》)
又说:
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:『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。』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,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(《梁惠王上》)
对比明太祖痛恨孟子谈「革命」、打算将孟子的牌位搬出孔庙,建文帝确然更能遵行儒家的治国理想,为一「圣君」的典范。
只可惜施政从来不能单靠道德,它更需要统治者拥有一定的政治智慧,懂得审时度势,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最合适的选择。建文帝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远逊于燕王朱棣,这也是他日后痛失江山的主要原因,明朝也因此无法转型成“文治政府”,且下开宗室骨肉相残的惨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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